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赖少其无疑是一位耐人寻味的，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卓越的艺术大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赖少其的艺术光芒将更加灿烂夺目，并照亮着无数后学者的奋进之路。

赖少其的一生是伴随着二十世纪跌宕起伏，浪涛汹涌的时代潮流度过的；从青年木刻家到革命战士，从“囚徒”到军队政工干部，从文化官员到一代艺术大师。作为艺术家他在版画、中国画、书法、金石、诗歌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的每一个艺术时期的作品都是那么惊世骇俗，掷地有声。他在融汇中西艺术精华，淡化画种的语言界限，拓展艺术的语汇资源，学为我用，以画为学的探索精神，以及坚定的绘画指向和鲜明的文化针对性都是赖少其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这也是“新徽派美术”的精髓所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将西方现代版画艺术介绍到中国，年青的赖少其被具有前卫意识、富有革命性的现代版画艺术所吸引，并很快成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重要成员，被鲁迅先生称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此后赖少其带着画刀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赖少其成为华东地区文艺界主要领导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赖少其调到后来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安徽，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新徽派美术”的探行路程。 

众所周知，安徽的古“徽派”木版画创造了我国古代版画艺术的辉煌。赖少其到安徽后以其丰富的修养和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很快就针对“徽派”版画的优秀传统如何与时代特征有机融合诸问题，从省博物馆、图书馆借来大量“徽派”版画原版和资料，组织安徽的版画家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学习和探索，并同大家一起赴黄山以及厂矿工地、乡村基层深入生活，在实践中寻找美术创作的灵感和艺术变革的信心。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赖少其两次抓住为布置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契机，组织版画家们创作了一批大型套色木版画作品。在创作中赖少其身体力行，对木版套色的技法和印制工艺进行创新，为版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不少独特的技法流传到全国，至今还为许多版画家运用。这批套色木版画作品的面世在中国美术界引起轰动效应，赖少其也以此奠定了“新徽派版画”领军人的地位。著名版画家李桦先生来信写道：“新徽派版画的出现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一是发扬明末徽派精雕细缕的线刻，保持其婉约秀丽的风格，而赋予时代精神，表现现代生活更显现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是继承汉代画像石和漆画的特点…创为豪放浑厚的风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已过耳顺之年的赖少其却在另一个艺术领域——中国画坛崛起，并以独有的绘画风格和大气磅礴的风范让人耳目一新。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短短的二十年里，赖少其的中国画探行路程，经历了“黄山”时期、“丙寅变法”时期、“衰年变法”时期的三次大跨越，其成就让美术界震惊。我们是幸运的；通过赖少其我们不仅知道了“大器晚成”的艰辛，也看到了“大器晚成”的展现。 

在“新徽派版画”创作时期，赖少其竭力将中国画语言和民族文化情境融入版画语言特征之中，这些努力也为赖少其多年后进入中国画“黄山”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创作基础。“黄山”时期，赖少其继承“新安画派”之画风，重笔墨，重意境；集程邃、戴本孝、唐寅、龚半千、金农而成“赖氏黄山画风”，可谓“笔墨顽如铁，金石掷有声”。程邃重黑白，但赖少其重黑白可溯源于其版画之功力，为求绘画之效果他“借法”于西人铅笔或炭笔画法；为求画面之感觉他自创“赖氏点法”“赖氏皴法”。赖少其曾写到：“古人有此法，法从自然来，我法我法，人各有法”。 

“七十归故里”的赖少其随着环境的变化，身心的变化，情境的变化，开始了“丙寅变法”时期。小变而小法，大变而大法，赖少其乃大家也。为何“年愈古稀复变法”？他回答是：“安徽有黄山，画黄山必雄伟，广州没有黄山，但花红柳绿，花卉繁多，鱼类繁杂，画岭南秀山丽水，花卉游鱼，不能不变用黄山画法，何况又改立轴或长轴为‘方块’，画纸形体变了，画风也自然非变不可”。此时期的赖少其作品，最突出的还是其山水画，他画南方的山，还画他记忆中的黄山，但画中明显少了传统的构图，少了对自然的“摹写”。他强调画面的构成，随心所欲的施用色彩，无所顾及的“变形”，真可谓“返老还童，反璞归真”。 

八十后的“衰年变法”是由于赖少其失去行动能力，以非常状态下在病榻上进行的，他那顽强的生命意识和创作精神，促使其一生的经验、学养、才智和情怀得以最后的升华，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批豁达、空灵、超脱的充满浪漫主义艺术情怀的作品是“新徽派美术”宝库中极为罕见的珍品。 

我们用一位艺术评论家的话作为结束语：“毫无疑问，赖少其是一位具有清醒的文化前卫意识的艺术家。他既非以皈依西方的形式来反传统，也不是选择回归传统的方式来反西化。他所选择的不断变化的图式表面，在他的价值理念中，没有终极规范…由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憧憬到深入于传统书画艺术的堂奥——出西返中进而兼济中西，在被某些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者看来几乎无法通融的古、今、中、西歧异之处，获得智慧烛照的立足点，直至在衰病之年，在名利无关的情境中，由于一种独立、非凡的艺术意志的导引而真正进入了大自由的境界。这是先生的超凡之处”。 

                            2004年9月20日   于“江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