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茂之先生是一位理论修养深厚并身怀精湛技艺的画家。举凡花鸟、山水、工笔、写意、书法、史论，均有很高的造诣。由于他为人的低调和历史条件的局限，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很少，因此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其至是被一些后来者遗忘了。

申先生是在1956午间从外省调到安徽师范学院艺术科和我共事的，对他的情况，我知之其少，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很少去了解同事的身世，特别是对一些在旧补会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唯恐触及对方某些敏感的难以言说的历史，我看到他的画上有一方印章，文为“尺木乡人”。才知道他就是芜湖人。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渐渐地知道他一鳞半爪的简历。他青年时期曾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在南田书法研究馆当研究生，30年代又曾在中大艺术科徐悲鸿画室当研究生，和当时一些著名的画家均有过从。因为他自学名门，又广见博识，所以基础深厚，作品亦为时人所重。

申茂之和我共事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那时五十多岁，主要是教授工笔花鸟画和书法课，应该说正是一个画家的成熟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59午间，他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所创作的大幅绢本工笔花鸟画，篇幅约在六尺左右，画中是盛开的枝繁叶茂的凌霄花，枝蔓扶苏，错落有致，两只白色的孔雀，栖息于枝间石上，顾盼多姿，极为生动，朱红色的花朵，墨色树叶衬着孔雀白色的羽毛，问以泥金勾线并涂饰翎眼，满幅金碧辉煌，一派富丽吉祥的气氛，跃然画上。细看每一根线条，均见功力，使我惊叹不已。此后，陆续看到他的一些工笔画，无论篇幅大小，都十分耐看。他晚年送我一幅竹与草虫的窄长的条幅。虽然只有12 X 89公分，画中两枝翠竹直通全画，竹叶也只有十几片，一只草虫爬在竹的上端，如此而已，疏减到不能再少了，再添加任何一点，似乎均有蛇足之嫌。但无论是从章法、造型、勾线及色彩上看都是上乘之作。此画在几十年之后被收入《安徽美术五十年》白大型画册之中，成为申先生被选入画册的仅有之作。

凡是看过他的丁笔画的行家，都对他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我曾听说有一位著名的美术史论家谈到他的作品时，认为在当代是出类拔萃的上品。和20世纪50年代誉满画坛的代表性工笔画家于非闇相提并论，亦无逊色之处。可是在那个极“左”思潮统治文艺的时代，工笔花鸟是一个被冷落忽视的画种，被说成不能为阶级斗争服务，并且还有封建及资产阶级的情调，因此搞花鸟的画家，除了极少数的几位被当做这个绘画品种的代表人物聊备一格之外，绝大部分是坐着冷板凳，在冷清寥落的情境中被忽视。中茂之先生正是在此种处境里丁作着、生活着，直至凄凉地离开人世，令人十分惋惜。

其实中茂之的学术造诣，又何止于工笔花鸟画呢，他的书法也十分出色。偶而作几幅山水画，重气势，用线刚劲，写意手法，亦为精品。曾有同行认为他的书法和山水画之用笔带有霸悍之气，是为笔墨瑕疵。我认为他能下能写、刚柔皆精。这正是一位画家特有风格的体现。在美术史论方面，我曾听过他的讲课，对史料的掌握，十分熟悉，对画论的分析，去粗取精，教学效果甚佳。

就是这样一位画艺精湛的画家，却未曾得到应有的评价，他的人品和作品，都好像被蒙上一层灰尘似的，遮盖着应有的光彩。

申茂之拙于言词，很少夸夸其谈，给人一种儒雅之气又带有几分过于谨慎的感觉。在日常生活方面，较为注意衣着仪表，谈吐文静，对人彬彬有礼，但我总感到他生活在一种被压抑的气氛之中，虽然他并未受到什么明确的处理。究竞是因为什么原因触犯了那个时代的禁律？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只隐约听说他在三四十年代，虽然只是一位画人，却有着从事多种工作的经历，有的还挂着什么总干事、副经理之类的头衔，是不是由于这样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所谓历史问题的麻烦就说不清了。他的此种处境，在“文革”后期，更是每况愈下，虽然仍在上课，但必须小心翼翼，因为身后总有人盯着，如果他的授课讲得好，就要在课后派人去学生中“消毒”，以清除其影响，如果效果不好，也会受到无端责难。有一次他讲解美术史中的一些绘画精品的收藏情况时，不小心说了一句：“这些精品，有相当大一部分被运往台湾，有一些被留在大陆。”这句话便惹来了祸端，大字报上墙了，批判会召开了，罪名是“‘大陆’两个字是台湾蒋家王朝的语言，焉能混用？资产阶级立场，昭然若揭”。当然此类闹剧，折腾了一阵子，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那时，我们的住处都非常恶劣，我是住在一所硕大无比的公共厕所旁边，王石岑先生是住在朝北的一间斗室之中，申先生老两口则住在赭山顶上一间30年代的平房里，房门漏风，地板摇晃，山山的坡道虽然不是很陡，但距离学校西门口，也有几百米之遥。年轻人上坡都有点吃力，何况上了年纪的人。我上班时常常遇到申先生的夫人黄女士，拎着菜篮子上山，踽踽独行，有时实在走不动了，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喘息。我碰上了，就帮她拎起篮子送她上山，看到在陋室之中，申先生正患重病，步履艰难，此情此景，每回想起来，都不禁令人唏嘘神伤。写到这里，我想起当时学校里一位搞后勤的干部吹嘘他自己的政绩说：“我们的经验是对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男女老少一个也不照顾。”这真是卖力执行那段历史时期路线政策者绝好的自白。

我当时看到他的艰难处境和健康状况，也考虑到花鸟画这样一个深受群众喜爱的画种后继无人，将来一定会出现这方面师资的缺失，曾向领导提出：能不能请领导安排少数同学或青年教师去跟申先生专门进修，使之得到继承，为将来的师资作点储备也是好的。但在那时，我的建议也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说说罢了。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还是有一些同学真心实意的想学到一点申先生的画艺技巧，他们常常悄悄地跑到申茂之的住所去向他请教，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工笔技法。这几位同学在多年之后都成为我们省里优秀的工笔画家了。而在那时，他们却要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地去向老师学习。这真是荒谬得从何说起!

申茂之先生终于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之下，溘然去世了。他是在1976年“四人帮”覆灭之前辞世的，可惜他未能感受到80年代开始的文艺复兴，他的绘画技巧和理论素养缺少传人而湮没了。艺术这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来看，总是在前进的，但对于个别杰出的画家来说，常常是人存艺在人去艺绝，不可重现的了。

在他去世之后，照例也要开一个追悼会以寄托生者的哀思，但在那个年代，对于像申先生这样的人，也只不过是一个草率的例行公事罢了。系负责人要我起草拟一个讣文，我感到作难，婉拒这个任务，因为写这一类的文稿，对死者总是应该使用尊重和宽容的文字，但这样就难免招致领导人的责难，因而一再推托，但经不住那位头头的说服，只能勉为其难地写成送审，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上面有人便大加指责，认为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化反动的学术权威，于是大加删削并追查作者。幸好那位要我动笔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我才算是躲过了又一次被批斗的厄运。这就是说，人死了，也难以得到实事求是的评说。

一个画家，不论你有多么好的修养，有多么精的技巧，如果你生活的年代没有培养艺术的政策土壤，没有发展艺术的社会条件，空有一身技艺，也只能无声地湮没而无闻。申茂之的后半生，正是遭遇这样的命运，没有出版过一本画集，没有举办过一次个展，身后寂寞寥落，留给我们的只是遗憾和追思。

可以令人欣慰的一点是，美术界的人士和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位画家，仍然是怀着尊敬爱戴的心情来评论他的人品和画艺，毕竟公道自在人心。

（作者郑震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原安徽省美协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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