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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太湖路太宁花园紫兰苑5幢陶先生的住宅里，和陶先生见面的。
这是一处颇为幽静的住宅楼区。他的住房有上下两层，一楼往二楼去的楼梯口，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近2米的巨幅版画《黄山》，气势非凡。
在他的画室里，我们开始了会心的长谈。
这间画室不算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张大画桌，画桌靠里的墙边，有一尊不大的木雕观音；墙上方，则挂着他著名的版画作品——《水仙》，这幅画，曾荣获1994年全国版画展金奖；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他出访意大利、西班牙和新加坡的几帧照片，照片上，陶先生身着西服，气宇轩昂；右边两幅照片的中间，有一幅陈天然的书法，字迹豪迈、遒劲；画桌两边，靠墙摆放着两个书橱，橱内存放着各种书画典籍、专集。
与画室相连的全封闭阳台里，则摆放着几盆花，分别是龟背竹、君子兰、紫罗兰和龙舌兰；花盆旁还立着一件很大的根雕作品。
他身穿着一领白衬衫，外加一件黑背心；下着浅色的便裤，显得随意而自然。虽然已是八十岁高龄的人了，但他的思维仍十分活跃、敏捷，谈锋甚健。
陶天月先生是我相识已二十多年的一位书画家。
1987年，我到安徽省文联《诗歌报》工作，编辑部就在宿州路九号省文联办公楼的三楼，而当时陶先生便是省书协的副主席兼秘书长。他的家也就住在省文联的大院内，我们天天都能见面。
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十分和蔼、平易近人的人。
性情温和，见到人满面笑容，同事们也都乐于和他交往。
我平时不爱收藏字画，保存的字画寥寥无几，而就在这寥寥无几之中，却有陶先生的一张：
那是1987年秋，一次，我走进办公室，见桌上放着一个条幅，展开一看，为陶天月先生所书。原来，这是陶先生为我们报社的一位同志写的，这位同志大约有了更好的，这张便丢在桌上了。我便将它保存了下来。
多年后，我再次见到这张条幅时，触景生情，当年大家相处时融洽、随意的情景，便又浮现眼前。
其实，陶先生作为新徽派版画的主要画家之一，艺术上的成就是相当高的。
他与师松龄、郑震、林之耀等画家一起，在时任安徽省文联主席、我国当代木刻艺术的先驱、书画家赖少其的带领下，深入实际生活，足迹遍布了江淮大地，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当年沸腾的建设生活的有影响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堪称艺术珍宝，现在都还在人民大会堂内、或珍藏在国家美术馆中，一直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而新徽派版画艺术，也早已永载于新中国艺术的史册。
陶先生是合肥市长丰县人。
2009年春天，我到长丰县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桃花节盛会，途径陶楼镇，同行的长丰县的同志们告诉我：“这里就是陶天月先生的故乡。”
我特地在陶楼镇下车看看，走在这条不长的街上，想到陶先生便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心有所动，感慨系之。
这座小镇，听说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它是一处交通要冲，南来北往的行旅、商贩，都要在这里歇歇脚，然后分别前往合肥或淮南。
镇上今有一所中学，校内有座“天月楼”，便与先生有关：
当时，家乡人请他回去，给中学的师生作报告，他看到陶楼中学条件不好，为了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作了30几幅字画，将这笔字画资金作为奖励学校老师、学生之用；后来，他觉得还应该为家乡教育作点更大的事，要为学校建一座楼，他的想法得到县、乡领导的支持，陪同他到乡镇和个体企业写字、作画，在县教委、乡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下，终于集资60多万元，将楼建成了。校长要命名为“天月楼”，他不同意，可父老乡亲们终不能忘记他对家乡的这份情意，最后，还是取了这个名字。
陶天月1931年2月就出生在陶楼的一个书香人家。
祖父陶干城，是一位饱学之士，在家乡一带做私塾先生；父亲则是一名中医，从陶楼到高塘镇去行医。从6岁起，他就随父亲在高塘镇上读私塾。他学习十分刻苦，年龄很小，《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中，很多诗文就能够背诵了。
说到这里，他不禁把《古文观止》中的《陈情表》、《桃花源记》、《醉翁亭记》等，脱口背诵了起来，竟然至今还一字不差。
后来，他到合肥省中上学，合肥省立中学便是今天合肥一中的前身。
1946年上高二时，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他就到寿县省立中学读书。
1949年2月，他考入了华东大学江淮分校，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凤阳县，时白林先生等便是他那时候的同学；后来，他们又一同被分配到皖北文工团工作。
文工团想叫他当演员，他觉得自己说的是合肥话，演戏不合适，说自己从小画画，还是来画画吧。就这样，他走上了绘画艺术创作的道路。从那时至今，从艺已经整整六十个年头了。
完艺舟其时也由江苏省高淳县调来皖北文工团工作，担任美术教员，陶天月从事美术工作，这样，两人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战友，之后还一同参加土改工作，他俩就住在一块。
从华东大学毕业出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合肥。
他先后在省文化局、省文联、合肥报社工作过；而主要的时间，都在省文联，戴岳做宣传部长的时候，他就在省文联了。
解放初期，刚开始，他从事过连环画创作，画过20多本连环画书。这些连环画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流行很广，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
五、六十年代，他与几位画家一道，随书画艺术大家赖少其，创作版画，为新徽派版画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书法艺术，虽然从事的时间略晚些，但由于他从上私塾开始，就受到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加之后来自己的刻苦钻研，他先学顔、柳，后学二王，即王羲之、王铎，在二王上花的功夫尤深，兰亭临了几十遍，而王铎独具一格的行、草，同样使他非常受益。
他的书法，笔墨的厚重和结字间架的灵动，常能见顔、柳之风；而飘逸洒脱、自然天成，又颇得二王之神韵，终于自成一格，臻于化境。
他的书法在民间广为流传，现在合肥市的许多学校、商铺、宾馆、饭店的招牌、匾额都是他题写的。
在艺术上，他把大众化、民族化，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他不为名、不为利，真正为民众创作，为民众服务。在他那里，没有什么“一字难求”，而是有求必应。他不讲润格、不计报酬。他的理念就是“藏书画于民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他一生坚持“三不”：不搞个人书画展、不出个人画册、不做寿。
这在当今的书画艺术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陶天月先生说，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很多，但他都没有受到过牵连，镇反、反右、清查个人历史问题，以后又有“文革”、查“五一六”、查“六四”问题，等等，他都没有被牵连。
他是一位有清醒认识的智慧的人，他平静地对待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他从来不去高攀什么人，从来不向任何人伸手；他既不攀高官，也不结交老板。清清白白做人，安安稳稳从艺。
这是一种心态，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说起我们所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他感慨系之。岁月匆匆，以前的许多事情，都还如同发生在昨日，而又如同逝去的流水，永不复返了。
今天，他毕竟已进耄耋之年，他说，他以前一般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现在晚上10点钟就睡了。
他晚上常应宴请，但总是8点钟便返回家。回来后，写字、作画。过去作到12点，12点后，再看半小时书；现在则作到10点休息。
之所以要晚上写字，他说，白天常有事情打搅，晚上的时间相对长些、也安静些。
他每天中午休息1—2小时。
我们一边谈话，他还拿出自己抽屉里的一些小本子来，那上面记载着他每日写字的情况，仅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记载来看，数量就大得惊人。
他的另外几个小本子，记载的是古诗句、成语、警句、箴言等，这是他每次外出随身要带的，为人写字时，随时翻阅。
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拘无束，随后便谈起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追求。
能够看得出，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十分深刻、十分成熟的。
我们都喜爱诗歌，很自然地对此也谈得多起来。他对当前诗坛、画坛一些情况很有疑虑，也很担忧。
现在，诗坛跟画坛上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一些并没有什么艺术功底的浅薄之人，假借外国现代派，来掩饰自身之陋，搞一些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事情，搅乱人们的视线，也搅乱了今天的文艺创作，给文学艺术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此，我们都深有感触，也怀有忧虑。
陶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艺术家。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参加一次文艺界的活动。那次活动最后安排了一个舞会，陪舞的，有安纺下岗的女工。工厂倒闭了，被人家兼并了，她们便失去了工作。
望着这些昔日的产业工人，现在成了这个样子，陶先生的内心充满了对她们的关心和同情。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想，这也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不能缺少的情感。
陶先生对艺术家应当注重社会实践，也看得很重。他向我随口说出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他说，这句话说的是做人、为艺的一条根本的道理。
陶先生有三女一男，四个子女。
小女儿和儿子都是艺术学院毕业的，现都在合肥；另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上海。儿女们都时时关心着自己的父母。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我们相谈已经两个半小时。
临别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也望着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诚恳地祝愿他好好保重身体，艺术之树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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