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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明月播清辉

      ——记著名书画家陶天月

黎阳

 

我是在太湖路太宁花园紫兰苑5幢陶先生的住宅里,和陶先生见面的。

这是一处颇为幽静的住宅楼区。他的住房有上下两层,一楼往二楼去的楼梯口,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近2米的巨幅版画《黄山》,气势非凡。

在他的画室里,我们开始了会心的长谈。

这间画室不算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张大画桌,画桌靠里的墙边,有一尊不大的木雕观音;墙上方,则挂着他著名的版画作品——《水仙》,这幅画,曾荣获1994年全国版画展金奖;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他出访意大利、西班牙和新加坡的几帧照片,照片上,陶先生身着西服,气宇轩昂;右边两幅照片的中间,有一幅陈天然的书法,字迹豪迈、遒劲;画桌两边,靠墙摆放着两个书橱,橱内存放着各种书画典籍、专集。水仙

与画室相连的全封闭阳台里,则摆放着几盆花,分别是龟背竹、君子兰、紫罗兰和龙舌兰;花盆旁还立着一件很大的根雕作品。

他身穿着一领白衬衫,外加一件黑背心;下着浅色的便裤,显得随意而自然。虽然已是八十岁高龄的人了,但他的思维仍十分活跃、敏捷,谈锋甚健。

陶天月先生是我相识已二十多年的一位书画家。

1987年,我到安徽省文联《诗歌报》工作,编辑部就在宿州路九号省文联办公楼的三楼,而当时陶先生便是省书协的副主席兼秘书长。他的家也就住在省文联的大院内,我们天天都能见面。

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十分和蔼、平易近人的人。

性情温和,见到人满面笑容,同事们也都乐于和他交往。

我平时不爱收藏字画,保存的字画寥寥无几,而就在这寥寥无几之中,却有陶先生的一张:

那是1987年秋,一次,我走进办公室,见桌上放着一个条幅,展开一看,为陶天月先生所书。原来,这是陶先生为我们报社的一位同志写的,这位同志大约有了更好的,这张便丢在桌上了。我便将它保存了下来。

多年后,我再次见到这张条幅时,触景生情,当年大家相处时融洽、随意的情景,便又浮现眼前。

其实,陶先生作为新徽派版画的主要画家之一,艺术上的成就是相当高的。

他与师松龄、郑震、林之耀等画家一起,在时任安徽省文联主席、我国当代木刻艺术的先驱、书画家赖少其的带领下,深入实际生活,足迹遍布了江淮大地,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当年沸腾的建设生活的有影响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堪称艺术珍宝,现在都还在人民大会堂内、或珍藏在国家美术馆中,一直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而新徽派版画艺术,也早已永载于新中国艺术的史册。

陶先生是合肥市长丰县人。

2009年春天,我到长丰县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桃花节盛会,途径陶楼镇,同行的长丰县的同志们告诉我:这里就是陶天月先生的故乡。

我特地在陶楼镇下车看看,走在这条不长的街上,想到陶先生便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心有所动,感慨系之。

这座小镇,听说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它是一处交通要冲,南来北往的行旅、商贩,都要在这里歇歇脚,然后分别前往合肥或淮南。

镇上今有一所中学,校内有座天月楼,便与先生有关:

当时,家乡人请他回去,给中学的师生作报告,他看到陶楼中学条件不好,为了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作了30几幅字画,将这笔字画资金作为奖励学校老师、学生之用;后来,他觉得还应该为家乡教育作点更大的事,要为学校建一座楼,他的想法得到县、乡领导的支持,陪同他到乡镇和个体企业写字、作画,在县教委、乡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下,终于集资60多万元,将楼建成了。校长要命名为天月楼,他不同意,可父老乡亲们终不能忘记他对家乡的这份情意,最后,还是取了这个名字。

陶天月19312月就出生在陶楼的一个书香人家。

祖父陶干城,是一位饱学之士,在家乡一带做私塾先生;父亲则是一名中医,从陶楼到高塘镇去行医。从6岁起,他就随父亲在高塘镇上读私塾。他学习十分刻苦,年龄很小,《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中,很多诗文就能够背诵了。

说到这里,他不禁把《古文观止》中的《陈情表》、《桃花源记》、《醉翁亭记》等,脱口背诵了起来,竟然至今还一字不差。

后来,他到合肥省中上学,合肥省立中学便是今天合肥一中的前身。

1946年上高二时,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他就到寿县省立中学读书。

19492月,他考入了华东大学江淮分校,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凤阳县,时白林先生等便是他那时候的同学;后来,他们又一同被分配到皖北文工团工作。

文工团想叫他当演员,他觉得自己说的是合肥话,演戏不合适,说自己从小画画,还是来画画吧。就这样,他走上了绘画艺术创作的道路。从那时至今,从艺已经整整六十个年头了。

完艺舟其时也由江苏省高淳县调来皖北文工团工作,担任美术教员,陶天月从事美术工作,这样,两人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战友,之后还一同参加土改工作,他俩就住在一块。

从华东大学毕业出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合肥。

他先后在省文化局、省文联、合肥报社工作过;而主要的时间,都在省文联,戴岳做宣传部长的时候,他就在省文联了。

解放初期,刚开始,他从事过连环画创作,画过20多本连环画书。这些连环画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流行很广,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

五、六十年代,他与几位画家一道,随书画艺术大家赖少其,创作版画,为新徽派版画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书法艺术,虽然从事的时间略晚些,但由于他从上私塾开始,就受到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加之后来自己的刻苦钻研,他先学顔、柳,后学二王,即王羲之、王铎,在二王上花的功夫尤深,兰亭临了几十遍,而王铎独具一格的行、草,同样使他非常受益。

他的书法,笔墨的厚重和结字间架的灵动,常能见顔、柳之风;而飘逸洒脱、自然天成,又颇得二王之神韵,终于自成一格,臻于化境。

他的书法在民间广为流传,现在合肥市的许多学校、商铺、宾馆、饭店的招牌、匾额都是他题写的。

在艺术上,他把大众化、民族化,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他不为名、不为利,真正为民众创作,为民众服务。在他那里,没有什么一字难求,而是有求必应。他不讲润格、不计报酬。他的理念就是藏书画于民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他一生坚持三不:不搞个人书画展、不出个人画册、不做寿。

这在当今的书画艺术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陶天月先生说,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很多,但他都没有受到过牵连,镇反、反右、清查个人历史问题,以后又有文革、查五一六、查六四问题,等等,他都没有被牵连。

他是一位有清醒认识的智慧的人,他平静地对待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他从来不去高攀什么人,从来不向任何人伸手;他既不攀高官,也不结交老板。清清白白做人,安安稳稳从艺。

这是一种心态,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说起我们所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他感慨系之。岁月匆匆,以前的许多事情,都还如同发生在昨日,而又如同逝去的流水,永不复返了。

今天,他毕竟已进耄耋之年,他说,他以前一般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现在晚上10点钟就睡了。

他晚上常应宴请,但总是8点钟便返回家。回来后,写字、作画。过去作到12点,12点后,再看半小时书;现在则作到10点休息。

之所以要晚上写字,他说,白天常有事情打搅,晚上的时间相对长些、也安静些。

他每天中午休息1—2小时。

我们一边谈话,他还拿出自己抽屉里的一些小本子来,那上面记载着他每日写字的情况,仅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记载来看,数量就大得惊人。

他的另外几个小本子,记载的是古诗句、成语、警句、箴言等,这是他每次外出随身要带的,为人写字时,随时翻阅。

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拘无束,随后便谈起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追求。

能够看得出,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十分深刻、十分成熟的。

我们都喜爱诗歌,很自然地对此也谈得多起来。他对当前诗坛、画坛一些情况很有疑虑,也很担忧。

现在,诗坛跟画坛上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一些并没有什么艺术功底的浅薄之人,假借外国现代派,来掩饰自身之陋,搞一些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事情,搅乱人们的视线,也搅乱了今天的文艺创作,给文学艺术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此,我们都深有感触,也怀有忧虑。

陶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艺术家。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参加一次文艺界的活动。那次活动最后安排了一个舞会,陪舞的,有安纺下岗的女工。工厂倒闭了,被人家兼并了,她们便失去了工作。

望着这些昔日的产业工人,现在成了这个样子,陶先生的内心充满了对她们的关心和同情。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想,这也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不能缺少的情感。

陶先生对艺术家应当注重社会实践,也看得很重。他向我随口说出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他说,这句话说的是做人、为艺的一条根本的道理。

陶先生有三女一男,四个子女。

小女儿和儿子都是艺术学院毕业的,现都在合肥;另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上海。儿女们都时时关心着自己的父母。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我们相谈已经两个半小时。

临别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也望着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诚恳地祝愿他好好保重身体,艺术之树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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