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上，有的画家，面貌幻怪诡奇，思绪幽深愤婉，致使论家难以归类，阐揭不休。有的画家，则一派古谈天成，浑沦纯粹，让论家无从置喙，欲说还休。西洋大师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似乎好的艺术，总在笑咪咪地调侃着评论。
    我在思想着女画家黄少华的乡村系列画——梦乡时，立马遇着如上的尴尬。于是，让上帝笑了多时以后，横下一条心，得出结论——黄少华是个女性画家。
    少华画人物出道较早，参加过六、七、八、九届全国美展，又连着参加两届全国山水画大展，大都得奖，九届美展荣获铜牌。但是她最踏实地了了心愿的事是——93年入北京画院，师从周思聪先生学习，于人于艺，非同小可。
    中国画坛不乏杰出女画家，周思聪古道热肠，心存忧患，在前辈人物画大家中，是扎实接受全面的绘画训练，并认真体验西方艺术精神的，她代表的那一代优秀画家，对理想、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是最值得钦佩的。
    聂鸥的艺术已随着历史的进程，卸下沉重。她在北方农村风情中，游刃有余地编织着童话，有时明亮，有时凄婉。
    另一位女画家王彦萍，则以很强烈的个性语言，在画中渲泄着自己的魂灵无着的痛苦。少华的画在纯粹的形式语言上并没有逼人的独特，或者干脆就不追求深奥的词汇和话语。她将普普通通的词汇灵活地搭配起来进行描写，使一切几乎都具有触摸得到的可感性。这种语言的朴索、平静和体验的深切，强烈形成了无形的张力，似乎昭示了现代中国画的另一条出路，重新唤回对平凡事物的爱，我们的周围，我们的脚下，就有神圣和庄严。当然，黄少华不会这么想，听，上帝在发笑。
    少华太女人了，以至她只画女人，而且决不依赖男性世界的参照系，也拒绝背负男性文化的阴沉。她的农村题材系列画，好像是在对自己的生活心态的自言自语，象回到家里一样的放松、自然——女人自己梳自己的头，决不问：画眉深浅入时无；女人自己梳着自己的头，自己想自己的心事。真是“路女重脚底，山妻欲戴花”。（张中行语）
    她不是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农村的，她不寻找，只发现，她感动地画。
    她不会牧歌式的来描画田原，因为，牛啊，驴啊，过去大多是男人们来放的，牧歌情调也总是男人的情结——男人家心野。
    她画狗，因为篱笆、女人和狗结盟忠实无欺，女人们恋家，因为具体、实在。当然，少华不会这么想，听，上帝又在发笑。
    她连倾吐痛苦都不会，她没有观念的苦恼。她注定参加不了这个新潮，那个新潮，也不听理论家的高深莫测。她具体而微，她含辛茹苦。
    她不会抽象地想事,所以说事也不会变形，她会很有感情地谈一粒扣子。所以在她的画上，一粒扣子是她认真说的一句话，而不是一个概念。她画的女人，人们说不好看，其实说穿了，是不符合人们现成的关于女人的概念罢了。事实上，她画的女人忠实于自我，也忠实于读者对象。
    我差一点要把她拉上很时髦的女权话题了，而西方关于女性画家的文化探讨在当代也是热闹的。我无意这样，因为她无意，因为她太国粹了，而且国粹到深入民间。她通晓中国女人用媒介表达自己的感情方式，而且给唐代以来写实绘画的传统注入女性的温情，美术史会看中这一点的，我坚信。因为说到底，当代中国画最需要的品位，就是体验地画，或者说是体贴地画，这决非是不经思想的戏言，因为这关乎爱——这个快要失去语境的、朴素得让人颤抖的词汇。
    她的女人们，在家园里平静地干着事，平静地休着息。
    她的女人们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下踩的，无一不妥贴。
    她的女人们手上提着，头上顶着，肩上背的，无一不得意。
    还有那只看家狗，按陕北的话叫“牲灵”。
    还有那些打诗经里蹦出来的叫“兴”的东西——红枣啊、玉米啊、辣椒啊、柴禾垛啊……
    还有：上帝在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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