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人文化宫:红火一时的精神家园
作者:李云胜文/图 发布日期:2010-08-20
李云胜文/图
合肥市长江东路与滁州路交叉口是个少见的五叉路口,其西北边巍峨耸立着一幢双子楼,门口悬挂着“合肥市工人文化宫”的匾牌。在它的西边,就是昔日的老工人文化宫,如今早已拆毁,成了繁华的商业用地。经过那里的人们,偶尔还会投去留念的一瞥,回忆起那个火红年代的过往盛事。
一千三百元起家
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需要的就是精神食粮了。解放初期,刚刚翻身的合肥人民,热情空前高涨,渴望过上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合肥工人文化宫第一任负责人谢慰农曾经撰文回忆说,当时,合肥的产业工人队伍并不大,也就是4000余人,主要由店员、搬运工人、浴池业工人和几家小卷烟厂、小印刷厂、小机米厂的工人组成。那个时候特别注重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时任合肥市委书记雷文同志指示可以试办工人夜校和俱乐部。1951年,皖北区总工会批拨专款一千三百元作为开办费,市委、市政府把明教寺东边一部分作为工人文化宫地址。
工人文化宫正式开放那天,合肥市的男女老少都前去看热闹,腰鼓队打起了欢快的腰鼓,合唱队响亮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明教寺附近居民马大爷回忆,那时的合肥工人真的是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温暖,感受到当家做主人的自豪。马大爷说,我还记得马大爷东院大门上的那副对联,上联是:过去数谁大,皇帝老祖宗。下联是:今天数谁大,工人众弟兄。
那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翻身解放了的工人群众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时政学习、文化学习和蓬勃开展的文体活动中来。文化宫组织小型的宣传队,深入到居委会、学校、工厂,用漫画、快板、相声等形式,清除了恐美崇美亲美的错误思想,澄清了“埋头建设”的观念,掀起了订立爱国公约,进行爱国主义竞赛的高潮。宣传队还在街头巷尾流动宣传,每到到一个地方,群众很自然地集中起来,甚至帮助他们找“场子”,送茶水,甚至表演完了还被拉到家里去问长问短,也有人受了宣传的激发,主动的要求登台诉苦和进行捐献。
几度易名屡次搬家
轰轰烈烈地工作了两年多,1953年,工人文化宫又搬迁至淮河路中段,易名为“合肥工人俱乐部”。那个地方是原工人合作社和纺织联营社所在地,他们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前面的房子变成了图书阅览室、棋类活动室,把后院的泥土地做成了水泥地坪,上面加盖顶棚,就成了一个可以容纳1200人的简易剧场。那年那月,条件虽然有限,但音乐、戏剧、书画等各类活动却开展得有声有色。
“合肥工人俱乐部”初具规模以后,市工会又决定在搬运工人宿舍区(今天的大窑湾)筹建工人俱乐部分部。当时的合肥街头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舞狮的、踩旱船的、唱花鼓灯的,工人俱乐部把他们组织起来,又专设了教歌站和舞蹈训练班,参与其中的工人群众越来越多。
1955年至1957年,合肥的经济建设很快,工厂增多,职工人数增加,原有的工人文化设施已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工人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在市委和省工会的关怀支持下,又开始在大东门外,即今天的工人文化宫西边筹建新的工人文化宫。至1959年5月1日,占地面积达6200多平方米的工人文化宫建成并正式开放,大楼前面有花园、喷泉,后面是灯光球场、溜冰场,郭沫若同志为工人文化宫亲笔题字。
工人文化宫就象一所职工的文化艺术大学校,吸引了无数职工群众前来参加文化、艺术、技能学习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也培养了许多工人作家、艺术家和各类人才,有人把文化宫比喻为“文化的殿堂,艺术的摇篮”。
于德利是合钢的退休工人,上世纪80年代,一到休息日,他上午10点准时到达工人文化宫。无论酷暑寒冬,他风雨无阻,在棋室里把棋盘一铺,逮谁和谁下。他的棋艺比较好,很少人能下过他,于是四周就围了许多人,纷纷给对手支招。他也不紧不慢,仿佛没看见一样,两眼盯着棋盘,皱着眉头思考如何落子。旁边看棋的人吐沫星子乱飞,口若悬河的发表评论,他还是没听见似的。到对手被将死认输时,他还习惯性地给对方评评棋,末了,带着骄傲的口吻说上一句:“下棋要看不出前三步和后三步,你还下什么棋?回家哪凉快到哪待着去。”
差点成为“烂尾楼”
采访这座合肥工人精神家园的时候,工人文化宫主任尹川用了“不容易”,来形容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1991年10月1日,已经使用了30多年的老工人文化宫并废止拆毁,在其东面重新盖了一栋21层的新楼。但至1995年初其主体框架工程完工后即停建,一度成为东门一带十分显眼的“烂尾楼”工程。
《江淮晨报》曾以《人大代表关注“烂尾楼”》为题,报道了这座楼多舛的命运,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2002年,经过各方努力,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工人文化宫新楼复建,2005年1月26日,新工人文化宫正式落成。新建成的工人文化宫占地6亩,总建筑面积2.03万平方米,一至八层产权完全属于工人文化宫。
和别的单位明显区别的是,工人文化宫大门上挂满了各种协会的铜牌,“合肥市职工书画摄影协会”、“合肥市职工艺术团”、“合肥市编结艺术协会”、“合肥市灯谜协会”……数了数,有十几个之多。最吸引我注意的还是“合肥市桥牌协会”,因为尹川主人递给我的名片上赫然标着合肥市桥牌协会秘书长的头衔。我问他打桥牌的人多吗?他立马回答说多,不仅职工喜欢打,一些领导干部也喜好这项运动。由于桥牌不是奥运项目,也不是全运会项目,所以经费来源紧张,文化宫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向企业拉些赞助什么的,保证了这项运动的正常开展。
手记
我们小的时候,家乡还没有工人文化宫,后来虽然有了,但规模比合肥的工人文化宫小得多,里面的设施也明显差得多。于是,到合肥玩时,工人文化宫是必去的地方。那时喜欢书法和乐器,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叔叔吹口琴,当《打虎上山》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是又佩服又羡慕,向母亲要钱也买了一个口琴在家练习。经过一段时间,可以吹奏歌曲了,可总是没有那位叔叔吹得好,尤其是颤音,怎么也吹不出效果。
后来,我在工人文化宫又看见了那位叔叔,壮着胆子请教。记得那位叔叔是上海人,下放到安徽又被招工的。他看了看我带去的口琴,笑着说,你这是单音口琴,吹不出效果的,要买双音或回音口琴。说着还教我如何用舌头和双手打颤音。
不过,老家工人文化宫里的电影院还是不错的,我在那里看了许多外国进口电影,像《拉兹》、《追捕》等。那时,日本明星栗原小卷红遍了东南亚和中国,她主演的《生死恋》我连续看了七场,不光为她的美丽所吸引,里面的小轿车、网球场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当然,也被里面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前不久,在电视里看到白岩松在日本采访栗原小卷,镜头里的她虽然还是那么优雅、高贵,但皱纹已经布满她的面庞,头发也已花白,不由地在心里感叹岁月的无情。
听尹川主任介绍,如今的工人文化宫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了,随着人们可供娱乐形式的增多,娱乐方式的改变,再加上产业体制的调整,市场的冲击,各地的工人文化宫都处于艰难生存状态。尹主任说,目前我省共有工人文化宫和文化俱乐部58个,其中自收自支的21个,已经倒闭的9个,无场地无活动无专人的“三无”工人文化宫14个。相比较而言,合肥工人文化宫的状况还算好的。
近年来,不断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呼吁政府等有关部门对工人文化宫施以援助,恢复该宫性能。一些城市如马鞍山、安庆、铜陵等市的工人文化宫已经纳入政府财政体系。合肥市政府也已每年拨付20万元作为公益性活动经费。但是“输血不如造血”,有媒体指出,靠拨款补助不是根本出路,关键在于文化体制改革。政府支持固然重要,关键还是自身管理思路的转变,在公益活动中寻找商机,用市场化手段促进发展。
尹主任特别强调,市委、市政府以及市总工会主席对工人文化宫的发展给予了应有的关怀和重视,工人文化宫新区已在政务新区建立,活动面积4000平方米,场馆按照高起点、高标准进行建设,现在已建成“职工才艺展示、展览馆”、“职工书屋”、“合肥市数字图书馆·市总工会数字图书馆”、“市职工美术创作中心”、“乒乓球馆”、“棋牌室”和“舞蹈健身练功房”等广大职工喜闻乐见、参与性强的文化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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